翻阅胡正荣的履历，好像打开一部令人惊叹的励志书：28岁，任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副主任;40岁，任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50岁，任中国传媒大学校长。他还曾以34岁的年龄成为中国传播学界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在学界，他是新中国第二代传播学者的杰出代表;在学生们心中，他是“暖萌”校长。

　　在重要关口接任，压力很大

　　记者：胡校长您好，感谢您接受采访。中国传媒大学校长一职空缺了11个月之久。此时接任，您压力很大吧?

　　胡正荣：说实话，压力确实很大。不是因为去年干部队伍调整，而是因为接任的当下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关口。什么关口呢?党和国家对传媒行业高度重视，而行业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作为行业特色型高校，必须适应国家战略的需要和整个行业的发展趋势，同时学科发展也到了需要改革的关口。

　　国家对新闻传媒的要求越来越高。从2月19日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到4月19日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再到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短短几个月围绕新闻舆论、网络安全、哲学社会科学等，中央做出如此之多的重要部署，这是非常少见的。而且，习近平总书记在这些会上的重要讲话，都是事关新闻传播和网络发展的顶层设计。可见，中央对这个问题到了最关注、最重视、最希望进行改革的时刻。

　　此外，整个媒体行业与过去十几年不一样了。这对于行业特色型高校来说，无疑在培养人才和智力支持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

　　2020年，媒体融合的窗口期

　　记者：近日，针对京华时报宣布休刊、中国青年报舍弃周末版等现象，有人说纸媒“笼罩在黑暗寒冬里”，也有人说“新闻纸与新媒体之间的墙被逐渐拆掉”，您如何看?中央提出加快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已有三个年头，回望这三年，您觉得媒体融合的使命完成了吗?当前正处于怎样的阶段?

　　胡正荣：其实不仅纸媒滑坡，电子媒体也在滑坡，整个行业都处在一个交替期。回顾媒体融合的这三年，如果用二分法来看，客观讲有做得好的方面，但也有不足。

　　好的方面有三点：

　　第一，具备了融合发展的意识。自从2014年中央深改组第四次会议提出加快推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以来，全国媒体都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融合改革。此前有些媒体人还持怀疑态度，觉得新媒体的影响是危言耸听，中央层面的强调让他们意识到，新媒体发展是趋势，媒体融合是必须进行的改革。这就让媒体人首先在观念上有了改变。

　　第二，探索了融合发展的模式。从我的观察看，这几年国内媒体进行了大量的融合模式探索，放到全世界来看也不落后。我们不需要妄自菲薄，觉得国外的媒体融合做得都比我们好，其实并非如此。比如：湖南广电的生态重塑、全媒体产品经营模式就很成功，现在他们面向市场竞争的主体不再是单一的湖南卫视，而是芒果传媒，是移动互联网上传播的所有产品。整体思路是一种全局性思考和架构。

　　第三，找寻了传统媒体生存发展的多业态路径。习近平总书记“2·19讲话”第一次提到“业态”这个词。据我观察，一些地方媒体开始尝试跨界，媒体业务在做，信息服务在做，线下服务也在做，这是对的。在业态多样化的探索上，我们领先于国际。

　　但回头看，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

　　首先，最明显的问题是人。我在一些地方媒体调研发现，一些人的观念依旧落后，认为媒体融合就是互联网+某种媒介的简单嫁接。

　　其次，体制机制上还需要加大力度。我经常说，媒体融合需要顶层设计。顶层设计不是全中国都一种模式，而是设计好一些基本原则和基本政策，如资金政策、人事政策、改革方向等。总政策、总架构、总原则做好，再自上而下进行推动。

　　第三是资金模式问题。靠财政拨款推进媒体融合，不是长久之计。如何借助外力实现资金来源的多渠道整合是必须考虑的问题。现在广东、浙江一些地方已经开始试点，值得关注和借鉴。

　　这三年明显感觉到，资金、人事、组织结构是媒体融合最难突破的问题。根据信息化进程、媒体融合状态以及新兴媒体演进阶段等因素判断，媒体融合的窗口期是2020年，时不我待。

　　传统媒体需要变革